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China

[show_hide title=”Click here to read this post in Chinese | 点击这里阅读这篇文章在中国”] //古代中国,对隐私内容的保护和尊重主要体现在对统治者隐私权的重点保护,往往伴随着对侵犯统治者隐私权的行为进行极为残酷的惩处。  我国第一部封建法典《法经》里就有“窥宫者膑”的规定。议论皇室的事情被视为大不敬,可以被处死。而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却可以任意窥探、侵犯其臣民的隐私。  一直到近代,隐私权在中国的发展都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大清民律草案》(1911年完成)和《民国民律草案》(1925年完成)中并没有隐私权的规定,只是笼统地规定了人格权的保护。两部草案都由于复杂的原因,未能执行。  1929年至193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民法典,其中第195条规定:(侵害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之非财产上损害赔偿)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它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 …… 该法可以看作是中国隐私立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虽然只是将隐私与自由、信用等其他权利极为简略地列举提及,但总算是在国家法律中第一次出现了。 周汉华与苏苗罕认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为1949年到1981年。这一阶段立法上最早出现的既不是隐私,也不是个人信息,而是人们使用得最多的阴私。  第一个法律规定是 1956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什么案件可以不公开进行审理的问题所做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不公开进行审理的案件的决定》。该决定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有关国家机密的案件,有关当事人阴私的案件和未满十八周岁少年人犯罪的案件,可以不公开进行。” 该规定所确定的不公开审理案件的核心原则,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阴私一词也一样延续到1980年代。  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第111 条几乎与上述规定的内容一样: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阴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阴私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外,一律公开进行。  应当指出的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于1983年修订时,第七条仍然保持不变,继续沿用“阴私”。直到1986年再次修订时,才改用“隐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公开审判的初步意见》(19 8 1 )的规定,“有关个人阴私的案件。一般是指涉及性行为和有关侮辱妇女的犯罪案件”。由此对“阴私”进行了界定。  这一阶段有关隐私的法律法规都严格地限制在“阴私”的范畴,体现出强烈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及影响。  第二阶段大致从1982年到2002年。期间“隐私”一词开始在法律法规中出现,并逐渐取代“阴私”。 1982 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是第一个使用“隐私”概念的法律。其第45条规定: ……经人民法院许可,当事人可以查阅本案的庭审材料,请求自费复制本案的庭审材料和法律文书。但是,涉及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材料除外。……  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一阶段的前几年,阴私与隐私两词在制定新法时同时使用。前文所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在1983年修订的时候,仍然使用的是阴私一词。  周汉华指出,到2010年10月底,共有22部法律、15部行政法规、数以百计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使用“隐私”一词。  在第二阶段使用“隐私”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政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学者开始研究隐私问题。在第一阶段,对“阴私”还进行了一定的界定,但在第二阶段,缺乏对“隐私”进行界定。  第三阶段大致从2003年开始至今,“个人信息”一词开始在法律法规中出现。  200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是第一部使用“个人信息”的法律。其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因制作、发放、查验、扣押居民身份证而知悉的公民的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其第十九条规定:人民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泄露因制作、发放、查验、扣押居民身份证而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  200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十二条规定:……护照签发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因制作、签发护照而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第二十条规定:护照签发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护照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泄露因制作、签发护照而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2年12月28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最高的立法机关。该决定共有12个条款,跟一般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对个人网络信息和公共利益的保护。该决定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网络隐私保护法律法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立法中开始使用“个人信息”一词。在第三阶段,法律法规中的“阴私”一词完全被“隐私”和“个人信息”所取代。大多数时候,“隐私”和“个人信息”都被看成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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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rivacy in China

[show_hide title=”Click here to read this post in Chinese | 点击这里阅读这篇文章在中国”] 中国网络隐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西方意义上的隐私权并不存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中国人完全没有隐私观念。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人不仅有隐私观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重视隐私,只不过中国人的隐私观念与西方人的隐私观念在含义和内容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中国从古代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严格受“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限制的私人生活模式。在这种生活模式下,人们不仅生活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中,而且私人生活是绝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我们找不到类似于古罗马公法与私法一类的区别.却只能看到某种包罗万象的单一规范。这种规范,便是连接家国于一的礼。”礼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述的“三纲五常”。   杨国枢等人指出,“家庭是中国家族主义取向的核心。在中国社会,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是基本的组织和功能单位”(这句话是从英文原文直接引用的,不必改动)。中国人的公私观念不是指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而是指公家与自家的关系。因此,个人隐私就让位于家族隐私,而家族隐私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群体隐私或共同隐私。   何道宽进一步延伸了家庭隐私的概念,认为群体隐私的观念依然是解读中国文化的一把万能钥匙。中国人有独特的隐私观念,即看重群体隐私。   在中国历史上,隐私曾被认为是“阴私”,是指涉及不正当性行为,有关强奸、侮辱、猥亵妇女或者其他有伤风化的事情。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缺乏积极意义上的隐私观念,这种情况甚至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   建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对于公民私人生活的安排“全面而周到”——从找工作到结婚、离婚等一切——减少了人们对隐私权的需求。张新宝指出,据统计,1987年以前,我国大陆未曾发表过有关隐私权研究的文章;1988年以前,我国大陆的立法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未曾使用过“隐私”这一概念。作如此的梳理和结论十分必要,但非常困难甚至有些危险,因为我们很难穷尽所有的相关研究。对此,笔者的结论是从1981年开始,已经有关于隐私的学术论文出现了,因为笔者2013年1月31日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查到两篇相关论文。   虽然我国公民互相不尊重隐私的现象屡有发生,但直到1987年3月,我国法院才审理了第一起类似案件。纠纷发生在上海某商店两位营业员之间,其中一位当众辱骂另一位“生活作风有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直到那时,才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隐私权应该受到保护。   [/show_hide] //In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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